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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高负债背后的专业化缺失

ref="http://>中国经济周刊

针对目前公办高校高负债运作的现状，教育部部长周济日前向媒体表示，“部分高校‘破产说’言过其实，教育不会成为第二个国有企业。”周济部长同时称，教育部要认真对待高校现存的贷款问题，“这些问题将会得到逐步解决。”

这一表态表明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负债运作问题已有所重视，但对于如何化解高校的财务风险，却没给出具体答案。之所以没有答案，是因为问题的复杂性超出了教育主管部门所能解决的范围。观察现行高校的运行体制，在没有启动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之前，似乎很难从根本上提高资金运作效率。

长期以来，我国公办高校经费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拨款占所有教育拨款总额的比重已达到1/4左右。但是，自1999年以来，全国高校扩招近5倍，而财政预算却增加不到2倍。对高校而言，在短时间内改善办学条件，扩大招生规模，向银行借贷成为了主要的筹资渠道。中国社科院一份调查显示，2005年以前，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达1500亿到2000亿元。贷款在帮助高等学校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财务压力。

事实上，高校之所以能够在市场上顺利融资，其背后是政府信用的支撑。“国家的高校”隐含的意味就是政府“买单”。但可惜国家信用担保是隐形的，最终也只是一种不实际的承诺。有媒体报道，一位市领导在酒桌上表示，自己在位期间可能还不上高校建设所引发的贷款，而另一个市的领导却说，“我就根本没打算还。”

可见，高校负债运作潜藏着巨大的风险，而且这种因“隐形”担保而造成的风险很难化解。常言道，术业有专攻。高校的管理层虽然出身于科研精英和教学骨干，但是，这样的学术人才未必能管理好资产运作，反观国外高校，在融资运作方面，通常都是设立基金会，聘请专业人士对其进行管理和经营。

国外知名大学基金的运作往往由两方面内容构成。资金的总体投向是由资金提供方事前做出规定的，并且资金提供方可以在投资过程中和投资后监督学校对于资金的运作。比如哈佛大学的捐赠基金，很多资金在捐赠时就被捐赠人设定投资到某个特殊的领域。

而资金运作另一个方面就是具体投资行为的操作者。在符合出资者要求的条件下，为了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通常是由专业的投资机构负责具体的投资决策。比如斯坦福大学就是通过斯坦福基金管理公司进行资金运作，该基金公司由学校的信托委员会提名的一个董事会进行管理，董事会由三名信托人、一些投资和房地产等专业人士组成。

在市场化运作下，国外著名高校的投融资业务收获颇丰。例如，最近10年来，耶鲁大学的财富平均年增长17.4%，其中在Google的投资获益贡献良多，另外在期货市场、房地产、石油、国际股票等方面也有不错的投资收益。2006年初，耶鲁大学的基金会获得了中国证监会批准的QFII资格。相形之下，我国的公立高校更习惯在政府的“襁褓”中安逸度日，只有新东方等民营学校才会在“断奶”的窘境下，走向了市场化之路。

国内外高校的投融资案例对比说明，只有将高校融资行为置于市场化的环境之中，才能遏制其盲目融资、无序扩张的冲动。政府财政对高校“无私的爱”将令其“死于安乐”；而只有竞争机制的注入，才可能激发高校的市场意识，促使其“生于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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